浙江省配资公司晚清中兴四名臣除了曾、左、李，剩下一个是胡林翼还是张之洞？

晚清中兴四大名臣除了曾国藩、左宗棠和李鸿章外浙江省配资公司，胡林翼与张之洞谁才是最后一位呢？

1864年夏天，攻克天京的捷报抵达紫禁城，军机处里掌管档案的尚书抬头看了看日晷，低声感叹一句：“若能就此休养生息，天下也算有了转机。”这句话说给旁边的小吏，却像是为清廷日后30年的“同光中兴”扣下了时间的闩锁。

太平军被扫平后，朝廷需要的不仅是刀枪入鞘，更是制度修补与疆土重塑。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三张面孔频频出现在奏折首页，定海、收新疆、办船厂，每一件都与他们名字相连。可朝野私下却始终在追问：“第四块门匾要挂谁的名？”问话的人分为两拨，一拨指向早逝的胡林翼，一拨推举水师宿将彭玉麟，还有更多学子把目光投向此时仍在山西勤政的张之洞。

胡林翼的故事要追溯到1836年，他殿试三甲，入翰林院，袭着岳父陶澍的人脉，又有实打实的政务才干。咸丰五年，武昌失守，他奉旨署湖北巡抚。那会儿湘军还没完全成形，曾国藩分身乏术，全靠胡林翼在官署、军营之间来回穿针，引荐左宗棠、推荐彭玉麟，压下多头指挥的隐患。遗憾的是，1861年夏，他病榻不起，两湖军政突然失了重心，曾国藩在悼词里写：“若林翼不殁，天京之役当早定。”这不是溢美，而是形势所迫的无奈估量。

彭玉麟则是另一种锋芒。生员出身，没有翰林底子，却在长江水面捞出声名。甲板上他习惯戴草帽、执藤鞭，船工们私下称他“彭老大”。有人劝他多进朝廷，他摆手说：“我只认得风向，不认得官场。”1881年，他被推到两江总督位子，旋即请辞，慈禧太后回批：“军务未竟，卿何忍弃？”可海防器械动辄百万白银，他的建议大半卡在度支衙门，水师训练又常因经费断链。再坚韧的水上骁将，也难把个人声望转化为制度魄力，这一点与李鸿章操盘的北洋舰队形成了鲜明对照。

转场到山西。1863年高中进士的张之洞，前十年在京城做翰林、讲学、修书，几乎与战火绝缘。外放巡抚后，他才真正走到政治漩涡中央。有人提醒他：“地方多事，少说理学，多干实事。”张之洞笑答：“讲学为立人，兴厂为立国，两者并行。”光绪七年，他赴任山西，三年之间开矿、设新学、试办机器局。地方士绅看他改衙门旧例，私下嘀咕：“这位张抚台，怕是要把书香门第改造成蒸汽机房。”然而米、盐、煤交汇的山西，很快在他的鼓捣下有了自转能力。随后他调任湖广，创办汉阳铁厂、江汉铁路、两湖师范，不靠湘、淮系统，也能自成一体。

“胡林翼若在，格局或大不同。”朝中老臣常这样怀旧。可是细究“中兴”的年轮，1864年至1894年才是关键三十年。胡林翼未及参与，彭玉麟又缺乏制度筹划。相比之下，张之洞的改革与曾、左、李在军事、洋务之外的行政配合，恰好构成互补。清末大考——甲午之役——固然揭露了体系弊端，却也侧面证实了“同光中兴”终点的存在：当外患彻底撕破纸糊的盔甲，所谓“中兴”走到尾声，四块牌匾也就定格。

一位同乡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段对话。有人问：“张之洞求的是功，还是名？”答曰：“功名本一体，他若无功，名从何来？若无名，功谁认可？”这句话并不玄乎，却道出了晚清官场的现实逻辑。回看那段岁月，刀光、舰炮与机器声交织，谁也不能脱离时代坐标单论高下。衡量“中兴四名臣”，最终绕不开时间轴与实际影响的叠加：立军者曾与左，成体系者李，再加上以新政补短板的张，方能拼成完整拼图。